中古汉语音节中的三个韵尾塞音（-p, -t, -k）在不少现代汉语方言中已丢失或变读。相比之下，南方方言如香港粤语保留了三个韵尾塞音。不过近年来香港粤语的韵尾塞音显示不稳定的迹象，比如 -t 和 -k 相互混合的案例。本文拟通过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去分析香港粤语入声音节中韵尾塞音的发音和发声态特征，依据分析结果去鉴定当今香港粤语 -p, -t, -k 在发音部位的变化及喉化现象，探讨不同韵尾之间变化模式的差异与其个别发音性质的相关性，以及探讨韵尾塞音的音变是否受前元音类型和声调类型的影响。基于所得结果概括香港粤语韵尾塞音的发音性质及变化，也对整体汉语方言塞音韵尾变化建立模型及作理论性的讨论。

汉语方言中鼻音韵尾 -n 与 -ŋ 的合流是长期存在的语音演变现象。针对方言区普通话使用者鼻音韵尾产出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其背后的认知机制，尤其是词汇表征、发音规划等层面的加工机制仍有待揭示。本研究聚焦日益增多的"接受性双方言者"（即以普通话为日常交际用语，能理解方言但捕捉那个使用方言的个体），探讨汉字识别和产出中鼻音韵尾特征的激活模式，以及不同方言背景对此的影响。研究采用认知实验的 Stroop 干扰范式，从而考察词汇通达中多重语音表征的隐性作用。

儿化是普通话及汉语方言中重要的语音现象。儿化中的 r 音可以通过形态音系变化出现在音节末尾，并与前接元音发生复杂的音系和语音互动，这在只允许鼻音作为韵尾的汉语普通话中显得尤为特殊，也为考察汉语语音系统中的韵尾变化和音节结构提供了重要窗口。已有研究表明，韵尾 r 音的习得在许多语言中都是儿童语音发展中的难点之一。本研究将聚焦汉语儿童儿化韵尾的习得过程，采用声学分析的方法，考察儿童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儿化韵尾的产出特征，为理解普通话儿童语音与音系发展的习得机制提供新依据。

本文基于功能负载（FL）指标，对粤语韵母对立开展量化统计，重点分析不同韵尾的功能差异。结果显示，粤语韵母对立功能形成清晰层级：无韵尾元音对立负载最高，鼻音韵尾整体优于入声塞尾；鼻尾内部呈现 -ŋ > -n > -m 的功能梯度，入声尾则表现为 -k > -p > -t，-t 尾对立弱化最为显著。同类型韵尾间易发生对立中和，弱韵尾会显著降低组合整体辨义能力。结合功能负载假说可知，粤语韵尾呈差异化衰退格局，元音与 -ŋ 尾体系稳固，-m 鼻尾、-p/-t 入声尾对立持续消亡，是历时音变在共时层面的量化体现。

此前，罗常培等先生在《唐五代西北方音》当中利用汉藏对音、藏文译音等材料，探讨了 8-10 世纪的西北方音特点。在鼻音韵尾方面，罗常培认为宕、梗两摄的鼻音韵尾一部分开始消变，而 -m、-n 韵尾保存较为完好。在塞音韵尾方面，由于藏文本身的关系，罗常培认为藏音对作 -b、-d（r）、-g 等，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其完全消失，但 -r、-g 尾则从五代起就露出消失的痕迹了。

自此之后，讨论西北方音除了利用敦煌出土的材料外，几乎没有其他材料可兹利用。幸运的是，20 世纪西夏文献的大量发掘使得我们拥有了 10-13 世纪西北方音的材料，可以利用西夏的夏汉、梵夏对音等材料探讨西北方音的特征。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10-13 世纪西北地区的塞音韵尾几乎全部脱落，而带有鼻音韵尾的宕摄和梗摄也几乎已经失落。但是由于西夏语本身没有鼻音韵尾，因此，除宕、梗二摄外鼻音韵尾的特征当是带有"番式"特征的，意即民族地区人们学习汉语时出现的特征。与此同时，北方政权契丹建立了辽国，学界通过契丹小字等材料研究认为，北方方音中入声韵尾同样消失，主元音则变为复元音，这很有可能是今天北京话入声白读音的最早来源。而阳声韵 -m、-n、-ŋ 则保存完整。

本研究聚焦普通话鼻韵尾的言语感知机制与二语习得中的适应效应。基于增强理论（Enhancement Theory），通过门控辨识实验（Gating Test）、同步超声舌位成像及广义加性逻辑回归模型（GAMM）分析发现：在连续语流鼻韵尾闭合段弱化或消失的条件下，低元音 /a/ 的舌体协同发音产生的共振峰动态偏移，可作为区分性音系特征线索辅助母语者（L1）在韵尾出现前完成 /n/-/ŋ/ 对立识别；而二语者（L2）普遍存在语音-音系线索整合缺陷，无法利用元音过渡线索，高度依赖韵尾闭合段的听觉呈现。

针对 HSK 等级水平的进一步分析显示，二语者的感知水平随汉语水平变化：HSK 4 级学习者无稳定感知模式，而 HSK 6 级学习者的动态感知轨迹趋近母语者。研究结果表明，L1 音系表征包含精细的语音增强细节，而二语感知的瓶颈可能恰恰在于对语境变体的习得不足。